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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于欢案法律分析

作者:胡晖 来源:元绪律师事务所 时间:2017-10-23 15:32:12 点击次数:531
  聊城于欢案的一审判决已引起全国的关注和讨论,本案现已处于舆论的风口。本文基于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进行抛砖引玉的法律分析:
 一、民间借贷利率法律规定的最高上限是多少?超过的部分如何处理?
       事实一、在于欢案中,于欢母亲苏银霞向吴学占借款本金为135万,月息10%,年息120%。到事发时,苏银霞已支付本息184万、价值70万的房产,但吴学占认为苏银霞仍欠其17万欠款。
       根据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此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假设借款为一年,实际没有一年,苏银霞应当向吴学占偿还的本金加利息总共为183.6万元(本金为135万元,利息135万*36%=48.6万元,)。所以到案发时,苏银霞已经向吴学占偿还清了所有的本息,也就是说吴学占认为苏银霞欠其的17万欠款属于非法债务,是得不到法院支持的。
二、杜志浩等人以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等手段索取非法债务的,是否涉嫌犯罪?
事实二、案发当日,苏银霞及于欢母子被以吴学占涉黑组织成员杜志浩等11人限制在了一间办公室中,并以辱骂、侮辱等手段索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而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是关于非法拘禁罪的规定。
       因此根据该条法律规定,杜志浩等人将苏银霞、于欢母子限制在办公室,没有还债就不让其离开的行为,已涉嫌非法拘禁罪。但值得注意的是要构成此罪,拘禁的时间是个关键,持续拘禁的时间长短决定非法拘禁罪与一般非法拘禁行为的区别。司法实践中,一般认定拘禁24小时才构成此罪。本案直到于欢动刀刺人时,拘禁确实没有到24小时,但是在拘禁的这段时间,杜志浩等人的行为非常恶劣,采取了严重侮辱的方式侮辱苏银霞、于欢母子。并且直到警察离开,于欢动刀时,杜志浩等人也并没有打算主动解除对苏银霞和于欢的拘禁,如果于欢继续忍受凌辱,拘禁的时间可能会超过24小时,而且极有可能会继续侮辱苏银霞和于欢母子,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二审法院对此怎么认定,值得关注。
       但杜志浩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的行为已毫无疑问。
三、杜志浩脱下裤子,并将其生殖器裸露对着苏银霞是否涉嫌犯罪?
       事实三、案发当日,杜志浩等人将侮辱手段不断升级,从最开始的语言侮辱到用鞋子捂嘴,最后升级到非常恶劣的,在苏银霞面前赤裸裸的暴露性器官。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构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
猥亵妇女,指以刺激、满足性欲为目的,使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对妇女人身实施的性侵犯行为。侮辱妇女,指以贬损妇女的人格、性的尊严为目的,使用下流动作或者淫秽语言侵犯、调戏妇女。很明显,杜志浩的行为已属于情节非常恶劣的侮辱,确实已涉嫌强制侮辱妇女罪。
四、警察在此案的执法过程中是否涉嫌犯罪?
       事实四、案发当日,警察接到报警,来了之后,只是说了一句:“要债可以,但不要打架。”就离开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条的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 ”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人民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 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义务;”
因此,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当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受到侵犯和限制时,警察是负有保护和救助的义务的,对公民的报警案件,也应当及时查处。
       案发当日,警察出警后,并没有采取积极地手段保护和救助苏银霞及于欢母子,只是撂下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走了,可以说,警察的行为明显属于不作为,但警察的行为是否涉嫌玩忽职守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玩忽职守罪。
       玩忽职守罪主要表现为以不作为的方式不履行职责或怠于履行职责,但要求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才可以犯罪论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
    (二)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本案,警察确实是以不作为的方式不履行职责或怠于履行职责,但警察的不作为与办案的危害结果是否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有待检察院的认定。笔者认为警察的不作为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了,如果警察及时将双方隔离,平息事态,也许不会发生后面的一死三伤的的严重后果了。而且本案警察的不作为,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是非常恶劣的,因为人们会觉得,警察与黑社会也许早就有勾结,警察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报警没用,警察不会保护和救助受害人;恶势力看警察不管,没有人约束他们,也会更猖獗。
      五、于欢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事实五、警察离开时,于欢想跟着出去,但是被索债人拦住了,并且被摁在一个长沙发上,双方有肢体冲突,不知到从哪里,于欢获得了一把水果刀,并且说:“别过来,别过来,过来攮死恁”,杜志浩往前凑过去,被于欢拿刀从正面攮了,程学贺和严建军朝于欢跟前走的时候,被捅伤了,郭彦刚从西边往于欢跟前凑,想往西边跑的时候,于欢捅了郭彦刚的背部一刀。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因此,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法侵害的现实存在,是成立正当防卫的前提。分析本案,杜志浩等人为了索债,将苏银霞、于欢非法拘禁,并进行情节非常恶劣的侮辱,虽然于欢拿起刀时,杜志浩等人侮辱妇女的行为已经停止了,但是,本案,至始至终,杜志浩等人一直限制了苏银霞及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虽然警察来了,但是由于警察的不作为,既没有带走杜志浩等人进行调查,也没有带走苏银霞、于欢进行保护,警察走后,杜志浩等人继续非法拘禁苏银霞、于欢母子,故此时,于欢主观上完全有理由认为,杜志浩等人会极有可能继续对他们实施侮辱、甚至会升级到殴打、强奸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也就是不法侵害并没有结束。
       一般而言,不法侵害的结束是指,当合法权益不再处于紧迫现实的侵害威胁的时候。具体表现在:不法侵害人被制服,丧失了侵害能力,主动中止侵害,已经逃离现场,已经无法造成危害结果且不可能继续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等。本案中,警察离开后,杜志浩等人继续非法拘禁苏银霞、于欢母子,完全有可能继续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曾经有个案列:甲强奸了一个女孩乙,事后,甲捆绑了女孩乙,并把女孩乙弄到车上,带去另一个地方,途中,甲在车上休息,女孩乙想办法挣脱了绳索,并趁机把熟睡中的甲给杀了。最高人民法院最终判决女孩的行为成立正当防卫,理由就是不法侵害没有结束,因为甲醒过来之后,极有可能对乙继续实施暴力犯罪。
       案发当日,杜志浩等人并没有主动解除对苏银霞、于欢母子的拘禁,于欢拿刀刺向杜志浩等人时,不法侵害是正在进行的,因此于欢的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前提性条件,但因为本案有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于欢的防卫行为是否超过了必要限度呢?
       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一般是指以制止住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必需的行为。只要防卫行为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要的,则无论造成的损害是轻是重,防卫都是适当的。也就是防卫行为完全有可能造成不法侵害者伤亡。也就是,防卫的限度与所处的不法侵害并不需要程度对应,最高院也有强制猥亵、侮辱罪中,正当防卫致人死亡的案例,正当防卫限度对应的是解除不法侵害的必要限度。在于欢与杜志浩等人对峙时,双方不管是人数还是力量上,是非常悬殊的。于欢处于绝对的弱势,为了制止不法侵害,只有将不法侵害者制服或使其丧失侵害能力,在当时情景下,于欢首先口头警告“别过来,别过来”,之后用刀捅刺他们,完全属于在公权力救济丧失的情况下,自身合法权益保护的无奈之举,因此笔者认为,于欢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
       本案一审法院认为:“一、杜志浩等人没有使用工具。二、警察已经出警,于欢及母亲苏银霞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所以不存在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的前提。”笔者认为一审法院如此认定的错误,一是:法院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本案的不法侵害,非法拘禁并进行情节恶劣的侮辱不一定需要工具,上述分析表明:杜志浩等人的行为已涉嫌非法拘禁和强制侮辱妇女罪,不一定要有工具才能造成不法侵害的存在;二是:警察的出警并不必然导致不法侵害的结束,除非警察已经将事态平息,杜志浩等人不再使用违法犯罪行为来纠缠苏银霞、于欢母子;或将双方完全隔离开来,杜志浩等人不可能继续对苏银霞、于欢母子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否则,都无法认定于欢及母亲苏银霞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三是:法院混淆了正当防卫和特殊防卫的前提条件,只有特殊防卫前提是需要防卫人遭遇到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而普通的正当防卫只需要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而不一定是侵害到防卫人的生命健康权利。
       虽然我国司法实践对正当防卫的认定非常的谨慎,甚至达到了严苛的程度,但是本案之所以引起了全国的专家、教授、学者、法律工作人员、甚至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是因为本案的一审判决不管是从法理分析还是人性角度,都突破了人们接受的底线,所幸,一审判决并非生效判决,于欢仍有权利救济机会和渠道,希望最高检和二审法院能够客观、公正地依法查明本案事实的真相,认真谨慎对待本案,让本案成为未来司法机关正确认定和适用正当防卫的契机,让正当防卫真正发挥震慑不法侵害人,保护受害人的积极功能!